烟台大学重点学科简介 中国少数民族史

<正>中国少数民族史是烟台大学重点建设与发展的学科。早在20世纪80年代,烟台大学就有部分学者从事中国少数民族史的研究工作,且逐渐形成了“中国民族关系史”和“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与宗教史”等稳定的研究方向。2003年,烟台大学建立了山东省目前唯一的民族学研究机构——烟台大学民族研究所,由博士生导师崔明德教授任所长；2005年,中国少数民族史被批准为硕士学位授权点,同年又被确定为烟台大学重点学科。该学科设有中国民族关系史、中国东北跨界民族史、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与宗教史、中国少数民族政治史四个研究方向。该学科具有一支学历层次高、学术能力强的教学科研队伍。现有博士生导师1人,教授6人,副教授7人,其中具有博士学位者9人,具有硕士学位者12人,形成了以博士、教授为骨干、中青年相结合的学术梯队。崔明德博士为学科带头人．孟庆义教授为访项目负责人。

“科技与经济一体化”社会与境成因探析

“现代经济社会与境”作为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社会实在”和最具普遍性的“社会存在”,包含了现代经济社会各个方面的经济事实和经济现象,是这些事实和现象相互交织在一起构成的有机整体。从科技与经济的关系视域看,伴随科技融入经济系统释放出巨大的经济功能的同时,形成了由经济社会科技化和科技经济社会化的双向互动所构成的现代“科技与经济一体化”社会与境。而从系统论角度考察,现代“科技与经济一体化”社会与境的形成是不同维度的各种原因所导致的,这些原因主要包括:相对独立的现代科技体系结构是其“内在”根据;高度完善的现代科技社会建制是其组织基础和中介保障;现代经济社会对科技的需要以及相应的社会中介是其“外在”动因和社会保障;现代科技与经济的双向互动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现代科技的“大科学”运行与管理模式是其运行机制保障等。它们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互交织和相互作用,共同构筑了现代科技融入经济系统形成“科技与经济一体化”社会与境的复杂原因系统。

关于“社会发展最终决定力量”的思考

根据唯物辩证法的三大规律之一———否定之否定规律,事物的发展是曲折性与前进性的统一。由此构成无始无终的螺旋状曲线,此曲线是无端点(终点)的。社会发展也不例外,所以“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的观念尚待深入探讨。即使在事物发展的否定之否定的相对完整的过程中,也不宜笼统得出“生产力是最终决定力量”的结论,因为生产力的发展尚需其内在和外在力量的推动,特别是人的发展对生产力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人的发展离不开合理、宽松的环境,环境又需要制度(政治上层建筑的核心内容)的保障,制度的确立又以人文观念———主要是观念上层建筑作导向。这是一个社会系统内部诸要素之间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良性运转过程。

试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社会主义因素

传统理论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内部不能产生社会主义因素。当代资本主义发生的种种变化,如资本社会化、国民经济的计划化、企业管理的民主化、社会福利制度以及三大差别的消失,都证明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主张的资本主义的母体能够孕育和形成社会主义因素。资本主义内部不断增多的社会主义因素,为其向社会主义过渡准备着物质条件,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两种制度相互依赖,相互渗透。

从古典绝对物权到现代相对物权——物权观念变迁的历史考察与比较分析

物权观念是整个物权法藉以建立的逻辑基础。物权观念经历了由古典绝对物权到现代相对物权的变迁。普通法系早在15世纪末就顺利地实现了这一变迁,大陆法系中的法国法系也在18世纪末产生了成熟的经由契约变动物权的相对物权思想,而德国法系的物权法则始终囿于古典的绝对物权理念。我国未来物权法应当顺应物权观念演进的历史潮流,实现由绝对物权到相对物权的历史性更新。

构建我国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制度的基础性法律问题

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制度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的重要途径,除具备保证的一般特征外,还具有担保对象及担保类型的特定性、专业性、高风险性、政府推动性等特征,包含保证、协作、委托、风险分散四种基础性法律关系。建立和完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法律制度,应该从中小企业信用担保的法律属性出发,厘清相关法律关系,进行专门立法。

论《电子签名法》上的数据电文效力规则

《电子签名法》的通过为我国目前亟需规制的电子商务交易构建了最基本的规则框架,作为电子商务法研究基点与立法基础的数据电文制度经由《电子签名法》的颁布而得以初步建立,但数据电文的效力规则尚不完整。没有数据电文的一般生效规则作为适用基础,《电子签名法》所规定的收发时间规则将难以完全发挥作用。《电子签名法》对于数据电文到达时间的确定存有缺漏情形,应当补充检索到达规则,以合理分配风险。同时,确认收讫规则与收发时间规则的适用界限以及确认收讫的法律效果尚须进一步明确。

交通肇事逃逸行为独立犯罪化问题研究

交通肇事后肇事者逃逸现场的现象有增无减,给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极大威胁。我国刑法典目前将逃逸行为依附于交通肇事罪,只作为交通肇事罪的一个情节,不利于对这种行为的抑制和打击。逃逸行为与肇事行为相比,有自己独立的罪质,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符合独立犯罪的本质特征,理应对其进行独立的刑法评价。我国刑法应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做法,使逃逸行为脱离交通肇事罪,实现独立犯罪化。

探矿权、采矿权的权利性质与权利流转

认定探矿权、采矿权的物权性质,对于促进矿产资源的合理开发,保障权利人的经济利益,妥善解决探矿权、采矿权与土地使用权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我国现行立法已有关于探矿权、采矿权权利流转的规定,但存在不足之处。立法应当明确探矿权、采矿权的流转方式,减少对权利流转的限制,坚持探矿权、采矿权合一的原则,规定探矿权、采矿权取得过程的公开化,增加利用外资和民事责任的规定。

苏轼“诗中有画”语境论析

我国的诗歌和绘画创作在唐代都进入繁盛时期,并且这两类艺术的互相渗透与影响也日渐突出。到了北宋,诗画融合趋势更加明显,以苏轼为代表的文坛宿将在理论和实践上都作了许多积极的探索。随着文人画、写意画主体地位的确立,诗歌和绘画在表现作者人格精神的最终指向上趋于统一。苏轼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命题因此而产生了。

略析胡应麟诗论中的“化”

“化”是中国古典美学的一个重要理论范畴,代表着极高的艺术境界。明代诗论家胡应麟在其诗学理论中多次运用“化”来探讨相关问题,极大地丰富了“化”这一范畴的内涵。胡应麟所谈的“化”有两层基本含义,其一是指代化境,是一种静态的美学意义上的艺术表现;其二是将“化”作为动词使用,既重视变化的过程,又突出“化”之后的结果。

沈从文的东方式浪漫主义

在现代性的视野下,文学思潮是文学对现代性的回应,不同的回应方式构成了不同的文学思潮。浪漫主义文学思潮是作为“现代性的第一次自我批判”而出现的,以此为基础,沈从文的创作应被归属于浪漫主义的范畴,而且在与西方浪漫主义作品的比照中可以看到,沈从文的浪漫主义不同于西方浪漫主义的超越性、贵族气质和神秘主义而具有的东方特色———直面现实、平民特质和理性的节制三个特点。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沈从文的创作创造了独特的东方式的浪漫主义。

新式教育下的教师与五四文学的发生

五四文学的创建主体主要由第二代学生组成,他们接纳的新式教育使其在文化心理结构上具有同质同构性的特点。这不仅体现在他们所学西学中的自然科学科目上基本相近,而且还体现在他们在接纳“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一代在启蒙思想上也基本相似,这就为他们创建五四文学提供了可能。而五四文学创建主体的教师角色,使他们的“立人”或“树人”文化目标获得了实现的同时,也使他们进一步强化了对自我社会文化角色的认同,实现了从当初的非自觉到自觉的文化角色转换。这在客观上既促成了他们是新式教育的推动力量,也规范了他们文学启蒙的实现方式,从而为他们最终创建五四文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行进在“自由”之路上——对萧乾作为自由知识分子的心路考察

才华卓绝的萧乾对现代民族国家民主建制的强烈关注与深切焦虑,是萧乾研究中不应忽略的重要部分。尤其在他实行从小说到新闻写作的创作转向后,豁显出作为一个自由知识分子对生命意志与社会理想的执着追求与不懈实践,曲折而丰富的心路轨迹为我们观照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学提供了一个新的维度。

从贱民问题的解决看印度的人权政策

印度在人权问题上的态度是反对外部势力的干涉,承认国内存在的人权问题,主张自身采取措施自下而上地解决问题。贱民问题是印度历史上留存下来的特殊的人权问题。自独立以来,印度通过立法、政治、经济和教育等措施全方位地推进贱民问题的解决,使贱民的人权状况得到了较大的改善。

欧盟对外发展援助的原动力

伴随着欧洲一体化的发展,欧盟对外发展援助也在不断地调整与扩大。目前,欧盟对外发展援助已成为国际发展援助中一支重要的力量,成为发展中国家所需外援的主要来源。其中历史渊源是欧盟对外发展援助的最初动力,政治、经济利益是欧盟对外发展援助的根本动力,地缘安全战略利益是欧盟对外发展援助的直接动力,全球利益则是欧盟对外发展援助的外在动力,欧盟对外发展援助就是它们合力的结果。

贾谊的民族关系思想

贾谊的民族关系思想主要包括大一统的“首足”观、设立“属国之官以主匈奴”以及“三表”、“五饵”等内容。“三表”、“五饵”的战略构想,既是在与匈奴单于进行一场民心和民众的争夺战,也是在与中行说打一场舆论战。传统的“大一统”观念和先秦时期的政治家、思想家的思想,都对贾谊的民族关系思想产生过深刻影响。贾谊的民族关系思想具有如下几个特点:其一,“德”是贯穿在民族关系思想体系中的主线;其二,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其三,民族关系思想与政治思想的统一;其四,理论体系的系统性与完整性;其五,思想认识和方案设计的狭隘性。班固在《汉书》中对贾谊的民族关系思想评价很低,认为没有多大价值。其实,贾谊的思想在中国民族关系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第一,高扬大一统的旗帜,强调华夷一体,有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第二,蔑视匈奴,设立消灭匈奴的时间表,有利于改变汉朝君臣的低落情绪和惧怕匈奴的社会心态以及坚定汉朝君臣的自信心;第三,提倡用先进的文化和文明改变匈奴的思想代表着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的方向。

两汉时期的治羌政策

羌族是两汉时期北方重要的游牧民族,对当时的政治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两汉王朝对羌族采取了不同的政策:西汉采取了“隔绝羌胡”、恩威并施等政策,其核心是围绕“隔绝羌胡”展开的;东汉采取了强制内徙、以夷治夷、武力征伐等政策,其核心是以武力征伐为主。正是由于西汉实施了正确的治羌政策,才使得西汉的西北边疆政策得以顺利实施,集中力量解决西汉最大的边患———匈奴;也正是由于东汉实施了错误的治羌政策,才出现了贯穿于整个东汉始末的“羌祸”,并最终使“羌祸”成为东汉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旁观·比较·自省:近代中外人士三重视野下的中国国民性

近代中外人士对中国国民性有以下三类言说:启蒙思想家以批判的目光对中国国民性进行深刻的自我反省,着力针砭国民劣根性;外国观察家以旁观者的身份对中国国民性的评说;还有中外人士以西方民族性、日本民族性为参照对中外国民性的比较与对中国国民性的照察。

重新认识生产力在春秋战国土地制度变革中的作用

在春秋战国土地制度变革前,农业生产工具主要是石木农具,并无本质的变化;育种、施肥、灌溉等农业耕作技术也没有显著的进步。因此,生产力进步导致春秋战国土地制度变革的说法难以成立。实际上,生产力是作为土地制度变革的基本条件存在的。

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与执政合法性基础的构建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分水岭,从之前的“团结、教育、改造”到之后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充分信任”和“依靠知识分子”。这种变化与中国共产党在此期间执政合法性模式的变化密切相关。

“来着”句法环境新探

目前一些对“来着”的句法环境的描述有局限性。“来着”在句子中的位置不仅限于句末,还可能在句中。“来着”句的谓语大部分是动词,但也有形容词和名词。“来着”前的动词可以有状态修饰语,重叠式和否定式也可以出现在“来着”之前。

视角·概念·文化——评《历代胡族王朝之民族政策》

道路选择与选择的道路——评《文化基础与道路选择——法治国家建设的深层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