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思维研究的目的

思维研究的目的是思维科学家建构和追求的展开思维研究要达到的研究目的;包括科学目的与价值目的两方面。思维研究的科学目的,是建构真实、全面、系统的思维科学的科学目的。思维研究的价值目的,是思维科学家追求和所创思维科学应然具有的、以促进人的良性自觉为核心价值的价值目的。思维科学的价值是思维科学家在实现其科学目的的研究过程中,在统一所用基础文化和文献的既有价值的前提下,在自己意志力的支持下,站在广阔的世界立场上,把自己的人格、智能、意向、认识、审美倾向、情感等凝聚在揭示思维的研究过程中,从而赋予所创思维科学的。

论我国民事诉讼法律责任制度之构建

为了维护民事诉讼法律秩序,实现民事诉讼目的,对违反民事诉讼法的行为,应该有一个程序性制裁与实体性制裁并重的综合性法律责任体系予以调整、规范。我国的民事诉讼法律责任制度已略具雏形并具有自身的一些特点,但尚存在许多不足之处,有待我们在科学的立法理念指导下,通过各种立法活动对它们加以完善。

给付负担过重规则——情势变更原则具体化的一个例证

履行行为持续时间较长的合同面临情势变更的风险。当履约环境发生无法预见之重大变化,致使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平衡遭受严重破坏时,立法上须建立相应的调整机制,即应当确立情势变更原则。但是,情势变更原则的抽象性使得该原则存在难以操作的弊端,所以必须把它予以具体化。出于对司法变更权加以约束的考虑,情势变更原则必须在规则的层面上实现具体化,因而,给付负担过重规则应为该原则具体化的一条有效途径。

关于“中国诗性文化”的知识报告——对中国文化的现代阐释

古生物学研究揭示,物种的灭绝和变异,都根源于自然界固有食物链的突然中断,人类的起源亦如此。要而言之,一是第四纪冰川以及大洪水时代对原始食物资源的巨大破坏,正是在食物再分配过程中导致了人类与自然界的分离;二是青铜时代原始公有制的瓦解以及轴心期私有制的成熟,它加剧了人类社会内部食物分配的激烈竞争,从而促发了人类个体精神生命的觉醒。中国文明正是在对食物匮乏与分配的持续应战中,创造出其以生命伦理学为本体内涵的中国诗性文化。从原始形态的角度,汉语中“诗”的本源即甲骨文中的“寺”,这是中国文明最古老的食物分配制度,其本质特征可归结为非对象化与非主体化,所以它正是反对私有制进程的历史产物。当然,与现代文明中的反异化思潮根本不同,它是一种回归诗性智慧的精神奋斗。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文化的根本秘密正在于中国诗学之中。

论西方悲剧精神的命运问题

命运是西方悲剧精神最有代表性的审美要素之一。西方悲剧精神的命运问题早在古希腊时期就自觉提出,其内涵是关于人类社会里历史与人伦悖论的深刻理解和透彻说明,其表现形式是“弑母弑父”的情感痛苦。命运问题还会在历史辩证规律下发生奇妙的轮转换位,历史与人伦的悖论转化成了社会统治意志与个人自由情感的矛盾,其表现形式是“杀不死父母”的肉体磨难。

试论区域经济发展的动态重点突破战略

当一级政府基本财政需求大于基本财政供给时,就会在本区域产生社会的灰色成本,灰色成本会危害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影响区域经济的发展。灰色成本趋于零后,区域经济才会进入良性可持续发展的快车道。基本财政需求会随着经济和时代的发展而增长,而国家财力是有限的,因此,对欠发达地区实施动态重点突破战略是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必然选择。

班彪祖孙三代的民族关系思想

班彪、班固、班超和班勇祖孙三代或“避地河西”,或远征匈奴,或出使和经营西域的特殊经历,使他们的民族关系思想更加丰富,更具特色。班彪的羁縻南、北匈奴的思想进一步深化了光武帝的“扶南抑北”思想,更有利于东汉王朝控制整个匈奴。班固在《汉书》中通过对各个少数民族政权历史的记述和评论,系统阐发了他的民族关系思想。他的和亲无益、甘言不可信空约不可守、羁縻不绝、有来有往以及战争乃“一劳而久逸,暂费而永宁”等思想观点既有精华,也有糟粕。班超的“示以威信”和“以夷狄攻夷狄”的思想观点及其军事行动,不仅极大地扩大了东汉的声威,而且使东汉完全控制了西域。班勇关于民族关系的理想追求是“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他恢复校尉和设置长史的主张,主要考虑汉朝“安边久长”,希望达到“外夷归心,匈奴畏威”、“抚西域”、“招怀诸国”及“宣威布德”的目的。班彪祖孙三代民族关系思想的形成,既与他们的个人经历有关,也与他们的家世有关;既受传统民族观的影响,也受当时民族关系思潮的影响。他们的思想既有对传统民族观的吸收,也有一定的创新和发展。

多元并存与分权制衡:古罗马社会结构政制机制初探

所有中国与西方的政制区别根源在积习已久的古代。古罗马政制的特点是国王和元老来自三个而不是一个特权皇族部落。王权自古软弱,从未形成金字塔似的朝廷机构。民间长期存在独立自治组织,阶级斗争曾一度盛行非暴力不合作而不是血腥革命。共和国设置多个议会和并列官职分享国家最高权力。双监察官地位显赫。保民官不仅不是朝廷命官,反而是为保护平民利益专门监督和对抗各级官吏的。法律不能由贵族政府单方面制订,而平民法却可以兼具国法效力。

论顺治帝的“自罪”帝王观念

顺治帝“自罪”帝王观念是儒家帝王思想、天人感应理论与清初的政治局势共同作用的产物。它有两个基本内容:一是认同古代帝王“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的信条,认为自己是天下共主、公众利益的代表,有责任使天下太平,“一夫不获,罪在朕躬”。二是相信“天人感应”、“变不虚生”,天灾人祸“皆由人事”。这种观念对其政治人格、政治统治和施政方式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就罪己的真诚和深刻程度而言,他又胜于汉唐宋明诸帝,其自罪观念和行为成就了他勤政、开明的帝王品格,也构成了清初特有的政治风格。但过多的自责自罪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他作为帝王应有的尊严,日益滋长的罪错感也使他渐渐丧失治理国家的自信。

简评《近代转型社会中的集团与人物》